有期徒刑25年!“于欢案”背后吴学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宣判


5月11日上午,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对吴学占等15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一审公开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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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制侮辱妇女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吴学占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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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被告人赵荣荣、李忠、郭树林、郭彦刚、吴风磊、林飞、吴洪艳、杜建岗、吴风志20年至2年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40万元至6万元不等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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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博、严建军、程学贺、张书森、么传行2年2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根据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部分予以支持。被告人吴学占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以及用于犯罪的工具等,依法追缴、没收。
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月4日,被告人吴学占成立冠县泰昌投资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山东冠县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事高利放贷、借用资质投标建设工程等业务。2010年1月至2016年5月,吴学占以冠县泰昌投资有限公司或冠县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依托,为谋取非法利益,组织领导被告人赵荣荣、李忠、郭树林、郭彦刚、吴风磊、林飞、吴洪艳、杜建岗、吴风志,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吴学占为组织者、领导者,赵荣荣、李忠为积极参加者,郭树林、郭彦刚、吴风磊、林飞、吴洪艳、杜建岗、吴风志为其他参加者的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以吴学占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高利放贷、强揽其他公司已中标工程、强行违规建设加油站、违规开发小区楼盘和商业街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牟利,并用牟取的利益向组织成员支付报酬,向因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受伤或死亡的组织成员支付医疗费、子女抚养费等。为维护组织利益,以吴学占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了强制侮辱妇女、非法拘禁、强迫交易、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住宅、故意伤害等9起犯罪,并通过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生活生产秩序,破坏公司、企业、国家机关正常生产经营和工作秩序,在冠县东古城镇区域内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吴学占、李忠个人还分别实施了故意伤害、强奸犯罪。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的规定,被告人吴学占所组织、领导的犯罪组织依法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中,吴学占是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赵荣荣、李忠是积极参加者、骨干成员,郭树林、郭彦刚、吴风磊、林飞、吴洪艳、杜建岗、吴风志等是其他参加者。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各自在整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当事人亲属、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代表等80余人旁听了宣判。
来源: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微博责任编辑:闫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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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闭眼睛没反抗,就不算强奸只算性侵!这起重审的轮奸案,激怒了整个西班牙

话说这两天在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街头抗议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人群从西班牙首都城市马德里一直蔓延到巴塞罗那,塞维利亚等大城市:

甚至从白天一直持续到夜晚,人群淹没了西班牙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还有一些愤怒的人们不顾警察的阻拦包围了法院周围:

这场可以算是举国上下的示威游行,对西班牙来说绝对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之一,而这场游行的原因
是关于两年前发生在西班牙潘普隆纳市的一场案件。
已经过了这么久?为什么现在怎么才游行?
具体的原因,我们还要从两年前的那起案件追溯起:
每年7月,对于西班牙来说都是个重要的月份,因为在这个月,圣弗明节(San Fermín)要开幕了,这一节日是西班牙规模最大的节日之一。
如果说圣弗明节你还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么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名字”奔牛节“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听说过。


每年7月,声势浩大的”奔牛节“都会在西班牙北部的潘普隆纳市举办,数以千计的本地市民和外国游客都会涌入这座城市参加这场趣味十足同时还带点冒险性的狂欢活动。
在2016年7月7日这天,”奔牛节“也像往年一样在潘普隆纳市拉开了帷幕。
在潘普隆纳市千千万万的人群中,有一个来自马德里的18岁姑娘也正在尽情的享受着这场狂欢,
她从马德里来到潘普隆纳,因为节日时间要持续好几天,所以这个姑娘在市区酒店定了一间房,准备接下来的几天都要好好的玩一玩。
可是,没想到就在活动开始的第一天,一件足以让她终身忘不了的事情发生了。
2016年7月7日凌晨,这位姑娘正准备回酒店休息,可是她突然发现一起来的几个朋友好像找不到了,于是她打算去之前他们停车的地方找一下朋友是否在那里。
就在这时,她迎面遇见了5名陌生男子,他们和女孩搭话聊了一会天,女孩也慢慢放下了戒心,于是这五位男子提议 ”晚上不安全,我们陪你去找你朋友吧!“ ,
再加上其中有两名男子自称是警察,本来对路就不熟的女孩自然就答应了。
凌晨的潘普隆纳街头除了星星点点的路灯之外,街道还是很昏暗的,走着走着,姑娘渐渐发现这路走的有点不对劲。。。
这五个人怎么一会儿拐进这个小巷,一会儿又转头进了那边的小路?
就正当她纳闷时,这五个男子一下子抓住了她,轻易的将她拖进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大厅,在空无一人的这个大厅里.
这个可怜的姑娘遭到了五个人的轮流强奸,其中还有一人将整个过程用手机录了下来,并且逃走的时候还抢走了这个姑娘的手机,以防她报警。
无助的姑娘除了害怕就是哭,这么晚,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自己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她默默的穿起衣服独自跑到一个沙滩上痛哭,结果被一对路过的情侣发现并上前询问,随即才报了警。
幸运的是,事发的第二天,这五名男子就被抓到了。
该5名男子均来自西班牙塞维利亚,
他们分别是29岁的Jose Angel Prenda、30岁的Alfonso Jesus Cabezuelo、29岁的Antonio Manuel
Guerrero、27岁的Jesus Escudero及26岁的Angel Boza;
其中前两人曾经当过军人,第三位Antonio则真的是一位警察。

这个五人私下关系很好,并且在WhatsApp里还有个属于自己的聊天群, 他们给这个聊天群取名为Wolf Pack(狼群)
,事发当天其中一人拍摄的现场轮奸视频也被”分享“在了这个群中以供其他成员”回顾“。
2016年7月,Wolf Pack五人组被抓后,法院给这他们分别判处了5到9年的有期徒刑。
在当时这场案件也是引起了不少人和媒体的关注,“Wolf
Pack”也自然成为了这个案件的代号。5到9年,当时不少人都觉得判的太轻了,但是审判结果已出,大家也就没再说什么。
到此,“Wolf Pack”案件也算是处理完了。
可是再回到开头,为什么在两年后,人们要为了这场已经结束的案件游行示威呢?
时间来到今年4月,当年事发地潘普隆纳市的一家法院突然对外宣布将要重新审理这桩“Wolf Pack”案件而为什么要重申法院并没有给出理由。
这两年从好莱坞到世界各地,这类事情层出不穷,女性的反抗力量和声音也越来越有重量,
所以人们以为这次的重审很有可能是要给这五人更加严厉的判罚。
不光群众这么想,有一些检察官也认为,当年的判刑太轻了,至少20年以上,才是应该有的惩罚。
4月26日,法庭正式重审“Wolf Pack”案件,就在大家充满期待等待结果的时候,法院却给出了所有人没有想到的重审结果:
五个人分别要向受害者赔偿10000欧元。其中Guerrero因抢走了受害人的手机还要另赔900欧元。
同时这五人的罪名被重新定性为“性侵”而不是“强暴”,
刑期也没有像大家所想的加重,而依然是和之前差不多的9年有期徒刑,甚至还给了5年的缓刑时间。

在西班牙的法律中,“性侵”不涉及暴力或亲密行为,所以“性侵”这个罪名远比“强暴”要轻。
合着重申这桩案子,定性反而更轻了?
法院的这一判决一出,瞬间激怒了很多关注此事件的群众,于是,开头的那一幕就发生了。




无数的市民在审判结果出来的第二天就走上西班牙各个城市的街头表示抗议和不满,一天,两天,抗议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倒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队伍之中。
审判的细节也通过媒体公之于众,
Wolf
Pack五人组的辩护律师甚至认为从当时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见女孩是闭着眼睛的,没有反抗,这说明当时的性行为是她接受的,她同意的,所以当然不能算强暴。

面对这荒唐的辩护理由,人们纷纷表示愤怒。
“一个女孩子面对着五个身强力壮的男性,不敢反抗难道不是正常行为吗?”
“难道仅仅为了证明自己是被一个或多个男人强暴,我们女性就非要不顾自己的安全,硬是得通过反抗来使得他们在自己的身上留下伤疤才可以证明吗?太扯了这简直!“

审判仅仅过去几天,人们的情绪依然在发酵,不少人举着各种标语出现在街道上,法院周围,还有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司法总部旁。
表达对受害人乃至整个女性团体的支持,表达对判决法院的不满,表达对西班牙法律的质疑等等都是人们这次游行示威的主题。





”Wolf Pack“案件的重审使得全国上下都在聚焦,也让西班牙在这一方面的法律重新得到了大家的审视。
重审结果不光激怒了群众,一些政界有头有脸的公众人物也纷纷表示了自己的抗议,巴塞罗那市长Ada Colau,加泰罗尼亚前总统Carles
Puigdemont等人也都在自己的Twitter发表他们看法与愤怒。
加泰前总统表示这起案件或许暴露出了很多西班牙司法上的问题:

巴塞罗那市长则和大家一样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加入我们的队伍,走上街头,表达我们的声音”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主席表示:”我平时总是尊重司法判决,但这次我是既不理解也不同意,我们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性暴力重视起来。”

在西班牙的各地,抗议示威依然在继续,
而两年前的那位受害人在最近也正式提出了诉讼,要求再次重新审判。
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男女平等一直是全世界所追求的目标,看似女性的力量如今不可小觑,可是这起案件不还是表明了不止在生活中,就连在法律中甚至还存留着男女不平等的因素。
而且,如果每次这种类似案件都要靠抗议示威的手段才能换来正义的话,那,未免也太可悲了。
ref:

财税人员:买票抵税老板说不知道,财务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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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决书概要:
1.
被告人刘×供述:我是北×财务主管。2013年5月中旬,我从杨×处买了300万元人民币的增值税发票,按照总价8%付费,验票没问题后我写了支出凭单让周×按增值税发票总额8%给杨×账号转账,共转了24万余元。后这些增值税发票在5月、6月分别入账。公司于6月初和7月初将发票认证并抵扣。

2. 证人王×2证言:其是北×的实际经营人,公司是一般纳税人,刘×是单位的会计。其 不清楚公司
与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之间是否有业务往来,
被抓之后才知道接受过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刘×在2013年年初好像和其提过找一些增值税发票抵税的事情,其当时没同意。

3. 被告人刘×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5)丰刑初字第997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北×,组织机构代码×,单位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号,法定代表人刘×1。
诉讼代表人刘×1,女,系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 。
被告人刘×,女,1962年1月22日出生;
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4年9月11日被羁押,同年10月17日经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同年12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家本,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焦铁烨,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丰检公诉刑诉[201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刘×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高海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北×的诉讼代表人刘×1、被告人刘×及其辩护人焦铁烨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3年5月间,被告人刘×在无实际货物购销往来的情况下,为抵扣其所在单位北×税款,在本市昌平区×号其公司办公室等地,联系杨×(另案处理)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杨×向其提供出票单位为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票号00039053至00039063,出票单位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票号00038744至00038759,共计2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2
620 512.9元,税额共计人民币445 487.1元,价税合计人民币3 066 000元。后被告人刘×使用该单位账户向杨×支付票款人民币245
280元,并用上述发票到当地税务机关为单位抵扣税款人民币445
487.1元。经查,上述查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毛×等人(另案处理)在丰台区等地使用空壳公司开具。被告人刘×于2014年9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查获。
针对起诉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北×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刘×系被告单位直接责任人员,应被判处刑罚,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单位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刘×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刘×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提出被告人刘×具有如下从轻、减轻情节:1.如实供述犯罪事实;2.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供杨×的姓名、联系方式并联系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构成立功;3.本案系单位犯罪,被告单位三次补缴涉案税款,并缴纳滞纳金及涉案税款一倍的罚款,综上,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刘×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2013年5月间,被告人刘×在担任被告单位北×财务主管期间,为抵扣北×税款,在本市昌平区×号其公司办公室等地,联系杨×(另案处理)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杨×向其提供与北×没有实际业务往来的出票单位为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票号00039053至00039063,出票单位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票号00038744至00038759共计2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2
620 512.9元,税额共计人民币 445 487.1元,价税合计人民币3 066 000元。后被告人刘×使用被告单位北×账户向杨×支付票款人民币245
280元,并用上述发票到当地税务机关为单位抵扣税款人民币445
487.1元。经查,上述查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毛×等人(另案处理)在丰台区等地使用空壳公司开具。被告人刘×于2014年9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查获。案发后,被告单位补缴全部税款,缴纳滞纳金并缴纳税额一倍的罚款。
上述事实,有控辩双方当庭出示并经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
(一)控方证据
1.证人杨×证言:其是北京×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5月,其通过王×1向北×刘×开具300万左右的增值税发票,王×1收6.8个点,其跟刘×收8个点。刘×将24万元左右汇到其公司邮政储蓄卡上,其给了王×120万左右。王×1的公司与北×没有业务往来。其以前也叫过杨伟。
2.证人王×1证言:2013年5月,杨×找其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找张×开了300万元左右的增值税发票,给了张×6.6%的费用,大约20万元,杨×给其6.8个点的费用,从张×处开了20多张增值税发票。开票公司是×公司和一家记不清名称的公司,发票开给×公司,开的货物名称为纸。
3.证人张×证言及辨认笔录:2013年5月,王×1找其要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找到王×3开了大约30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后在丰台区榴乡桥见面拿票,在朝阳区将票给王×1。王×1给其6.4%的费用约20万元,其给王×36.2%的费用。其跟王×3没有业务往来。27张左右增值税发票开票公司是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发票是开给×公司。经辨认,其辨认出找其开发票的王×1。
4.
证人王×2证言:其是北×的实际经营人,公司是一般纳税人,刘×是单位的会计。其不清楚公司与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之间是否有业务往来,被抓之后才知道接受过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刘×在2013年年初好像和其提过找一些增值税发票抵税的事情,其当时没同意。

5. 昌平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证明:证明北×取得的2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并已抵扣,发票号码为00038744至00038759,实际领购单位为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发票号码00039053至00039063,实际领购单位为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发票税额共计人民币445 487.1元。
6.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入库单:证明北×接受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事实。
7.北×出具的记账凭证、补缴增值税款说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证明被告单位补缴相应税款的事实。
8.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证明被告单位的工商登记情况,系一般纳税人。
9.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扣押清单:证明从被告单位处扣押增值税发票等物品的情况。
10.被告单位账户明细:2013年5月20日汇入北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145 920元,2013年5月23日汇入北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99 360元。
11.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侦破以毛×为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发现北×有接受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重大嫌疑,涉嫌刑事犯罪。2014年9月11日15时许侦查人员在北京市昌平区×号北×将刘×抓获。后经民警工作,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王×1、杨×被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询问。
12.公安机关出具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人刘×及诉讼代表人的身份情况。
13.
被告人刘×供述:我是北×财务主管。2013年5月中旬,我从杨×处买了300万元人民币的增值税发票,按照总价8%付费,验票没问题后我写了支出凭单让周×按增值税发票总额8%给杨×账号转账,共转了24万余元。后这些增值税发票在5月、6月分别入账。公司于6月初和7月初将发票认证并抵扣。增值税发票共27张,16张销货单位为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税额为265
025.6元,11张发票销货单位为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税额为183 658.1元。私下与杨×没有账目往来。

14. 证人毛×、朱×证言:证明毛×等人在丰台区以北京×、北京×1商贸有限公司向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赚取点位费的事实。
15.公安机关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2014年9月11日,民警查获刘×后刘×供述称通过杨×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刘×向民警提供杨×的联系方式,并主动当着民警面与杨×电话联系,后杨×当日自行到派出所,杨×已被刑事拘留。
(二)辩方证据
北×出具的情况说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记账凭证、电子缴税付款凭证、北京市昌平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单位补缴涉案税款、缴纳滞纳金及虚开增值税一倍罚款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足以证明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被告单位抵扣税款,后被查获并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及罚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控辩双方对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被告单位抵扣税款及补缴税款、缴纳罚款的事实均无争议,仅对被告人刘×到案后联系杨×到公安机关是否构成立功存在争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刘×构成立功,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刘×不构成立功。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998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2010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为之一,使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1)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的。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人刘×的行为不构成立功,理由如下:虽然被告人刘×向司法机关供述向其卖票人员系杨×,并打电话给杨×,但是杨×系接到电话后自行到公安机关,杨×明知到公安机关系因与其自身及刘×有关的增值税发票一事,仍自行前往公安机关并向公安机关供述相关事实,杨×到公安机关并被采取强制措施系杨×的主动投案行为,并非被公安机关抓捕,不符合抓捕的要件,因此被告人刘×的行为不构成立功。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刘×立功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其余意见酌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北×在与开票公司没有实际货物购销情况下,接受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抵扣税款,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情节严重,应予处罚,被告人刘×系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予处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北×、被告人刘×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刘×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联系涉案卖票人员到案查清事实,被告单位北×积极退缴抵扣的税款,故本院对被告人刘×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对被告单位酌予从轻处罚。被告单位已经缴纳的罚款折抵罚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北×犯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罚金由缴纳的罚款折抵)。

二、被告人刘×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仇春子
人民陪审员 李文华
人民陪审员 都丽群
* * *
来源:xiaochenshui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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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回应郑俊怀并列举后者涉嫌犯罪八大证据

4月13日,针对4月9日黑龙江红星集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俊怀委托律师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做出反击。在这份名为《关于对郑俊怀声明的回应和郑俊怀涉嫌犯罪的揭露》的声明中,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以实名列举了郑俊怀此前表示“对伊利受到谣言攻击不知情”的多项证据,并指出郑俊怀、其女儿郑海燕和李希晓等人捏造虚假“内幕”制造不利于伊利谣言的其他证据。
在过去半个多月时间里,伊利经历了一场“谣言案”,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并导致伊利股份3月26日大跌。随后,伊利执行总裁张剑秋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指责有幕后黑手操作谣言,目的是干扰伊利股价,影响公司正常运营。据伊利后来通报,报警后截至4月4日,已有6名涉案嫌疑人被警方控制,并在嫌疑人家中发现大量作案证据。
而这次,张剑秋更在声明中罗列了郑俊怀多年来涉嫌犯罪的八大揭露,包括在收购伊利公司国有股过程中,涉嫌挪用伊利公司公款数亿元;2002年,让金信信托公司配合其挪用公款;2004年与成都天宏智业、北京金富来和北京中肯远景等公司签订累计金额达911.5万元虚假合同等。
“郑俊怀先生,在你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里,凡是和你合作过的副手或搭档,几乎全部与你形同陌路或者成为你的仇人。……谁挨上你谁就麻烦不断,而你至今却仍然逍遥法外。”张剑秋在声明中表示,“这一次我们真的忍无可忍,要把郑俊怀部分违法犯罪事实真相都公之于众,希望大家能够看清郑俊怀的真实面目。”
本报记者尚未能联系到郑俊怀对此声明的看法。
以下为张剑秋声明全文:
针对4月9日郑俊怀先生委托律师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对伊利受到谣言攻击不知情,与制造谣言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等“都不认识,没有任何交往”,在此我通过媒体回应如下:
一、对郑俊怀先生律师声明的回应。
1、声明中提到“郑俊怀对‘潘刚失联谣言’不知情”,并且委托律师杨航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郑俊怀与之前因涉嫌制造谣言而被抓的几名前媒体人“都不认识,没有任何交往”。但是以下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天禄君)2018年1月29日发表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和郑俊怀多次见面、吃饭聊天的细节。郑俊怀先生,你的谎言被天禄君戳穿了。你和天禄君不仅仅认识,而且关系密切。

2、在刘某某发布谣言文章之前,有些媒体找到我们核实一些有关伊利的“内幕消息”,我们问这些消息是从哪里来的,一开始他们没有告诉我们。经过核实这些都是假消息后,这些媒体记者非常气愤,告诉我们这些消息都是郑俊怀、其女儿郑海燕和李希晓提供的,还让媒体以此为素材撰写文章进行爆料。媒体说:“幸亏我们了解到这都是假消息,不然就上了他们的当”。在刘某某捏造的谣言文章发出后,我们把这些“内幕消息”与刘某某的谣言文章对比发现,两者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3、2004年郑俊怀雇佣了原内蒙古工会的一位中层干部张三林,以总裁助理的身份对外,帮助其协调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张三林对伊利高管及其家人进行了长期的非法调查,获取了大量个人信息,为后来的一系列谣言案提供了大量材料()。请问郑俊怀先生,你说此事不是你在幕后指使,那么为什么你在伊利工作这么多年,没有给任何一位员工买过汽车,但是2004年在你被立案调查的关键时期,你却给张三林报销了个人购车款26.98万元(后附相关证明)




4、2010年我们梳理供应商关系时,有员工反映郑俊怀从2002年开始要求每年给李希晓控制的单位提供10万元赞助费,共计90万元(后附合同)。2010年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停止了这笔赞助。2011年就发生了针对伊利和管理层的“假张三林实名举报案”()。请问郑俊怀先生,你对这起谣言案是否知情?



二、对郑俊怀涉嫌犯罪的揭露
1、郑俊怀为了达到个人控制伊利公司的目的,在收购伊利公司国有股过程中,涉嫌挪用伊利公司公款数亿元。其中,检察院在2005年已经查实、证据链完整、当事人也供认不讳的有2.4亿元。此案的案卷有78册,均存放在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2、2002年8月28日,郑俊怀为了能让金信信托公司配合其挪用公款,代其收购和持有伊利股份,授意伊利公司董事办主任李永平虚构管理咨询服务事项,由伊利公司与金信信托公司指定的浙江华创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没有真实交易的虚假“财务顾问协议”,由伊利公司支付所谓的“财务顾问费”150万元现金,涉嫌贪污公款。
3、2004年郑俊怀被立案调查后,为了公关需要,他与成都天宏智业、北京金富来和北京中肯远景等公司分别签订了358万、253.5万、300万元的虚假合同,累计金额达911.5万元,但这些公司实际和伊利并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此事涉嫌贪污和行贿。
4、2004年郑俊怀被立案调查后,他安排时任伊利北京公司财务负责人陈雪萍提取100万元现金交给匿名人士,且未留下任何凭证,此事涉嫌贪污和行贿。
5、2005年郑俊怀因挪用国有企业呼和浩特市八拜奶牛场公款1650万元被提起公诉。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但郑俊怀仅仅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对他的量刑是否过轻?
6、郑俊怀被判刑6年,但实际仅仅服刑3年半。在狱中,犯人减刑一个月都很困难,而他却能获得两次减刑一共减了2年半。第一次的理由是“表现好”,第二次是称其在狱中发明了一套节水设备,该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并获得了应用。但是,郑俊怀为大专学历,中文专业,从未学习过机械等理工知识,其何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在监狱的环境条件下发明出节水设备并获国家专利发明?而且在剩下的3年半服刑过程中,郑俊怀家里有事,就可以回家。
7、郑俊怀出狱后,投靠老部下秦和平并要求担任红星乳业的“特邀顾问”,而红星乳业是由秦和平联合其他几家公司共同集资创立的。但是短短2年后,郑俊怀就被任命为红星乳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负责人,其子郑强取代秦和平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女郑海燕、儿媳李娜、女婿刘涛等在公司分别负责人事、销售和供应等工作,把红星乳业变成自己的家族企业,最后与秦和平和格日乐图对簿公堂()。
8、据媒体报道,郑俊怀还被牡丹江三道牧场的大量老员工控诉侵吞了该牧场近两亿元的国有资产。这笔交易是当时已被郑俊怀控制的红星乳业通过伪造合同,将三道牧场收购,转而将三道牧场近两亿的国有资产宣称为自己的投资额,这导致三道牧场大量老员工失去了安身之处()。
郑俊怀先生,在你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里,凡是和你合作过的副手或搭档,几乎全部与你形同陌路或者成为你的仇人。在此仅举几例:胡某、卢某等前后十几任你的副手或被你赶走,或弃你而去,有些人赋闲在家,有些人另立门户成了你的竞争对手;你指使杨桂琴、张显著、郭顺喜、李永平等人挪用巨额资金,他们最终跟着你锒铛入狱;替你管理个人控制的在内蒙古和上海巨额资产的关晓军(前伊利总裁助理兼集团证券部总经理)人间蒸发,至今生死不明;你强行罢免了原伊利独董俞伯伟,另一位独董王斌也弃你而去,造成了轰动一时的伊利“独董风波”;在你落难时伸出援手的老部下秦和平和格日乐图与你对簿公堂;和你同流合污的张三林、李希晓一个潜逃一个被判刑;被你蒙蔽利用的刘某某、邹某某等人因涉嫌违法犯罪将接受法律的审判;现在的伊利管理团队也被你泼脏水、污蔑、造谣、诋毁……所以谁挨上你谁就厄运不断,而你至今却仍然逍遥法外。现在,你连你的委托律师都骗,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撒谎,结果被“天禄君”打了脸。所以,我们奉劝郑俊怀先生,重新审视一下你做人的道德水准和底线;我们也正告你知法守法、悬崖勒马,不要再害人了,不要再做“害人精”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怀着一颗善良之心,不愿意伤害任何人,始终把精力放在企业的经营发展上,面对你的各种刁难、诋毁和各种方式的破坏,我们始终默默忍受。但是你不仅不知收敛,还在继续到处造谣,给我们“泼脏水”。所以这一次,我们真的忍无可忍,要把你的部分违法犯罪事实真相都公之于众,希望大家能够看清郑俊怀的真实面目。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伊利和现任管理层光明磊落,我们所揭露的郑俊怀涉嫌犯罪的事实均有证据证明,我们也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我们恳请国家监察委和检察机关尽快介入,查明事实、还原真相,把犯罪分子绳之于法!
2018年4月14日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伊利官网,不代表本报立场)

开庭三次,一审八年,招供又翻供,紫藤巷杀人案十四年后走回原点


最高检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此时离案发
已经过去了十四年五个月

李慧。图/受访者提供 紫藤巷杀人案:十四年悬案走回原点
本刊记者/霍思伊
本文首发于总第847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8年3月5日,河北上空持续几天的雾霾渐渐消散。董昀和李翠仙正在从山西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从2016年开始,每隔三个月,他们就要去一趟最高人民检察院,询问李慧、李文浩杀人案的审查情况,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案件正在复查中。
在这起曾轰动一时的杀人案中,警察董昀因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而被判十年,两年前刑满出狱。李慧的大姐李翠仙也因妨碍作证而成为被告。
此时,李慧和李文浩已经在监狱服刑四年。
对于这次依循惯例去北京,董昀和李翠仙并没有抱太大希望。然而,列车驶到石家庄站,他们的命运却突然急转。 最高检来电:复查通知书下来了!
董昀和李翠仙马上中途折返。第二天一早,在山西省翼城县检察院,受最高检委派,山西省人民检察院送达复查通知:最高检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裁判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相关足迹鉴定、物证检验报告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作为定罪主要证据的李文浩、李慧、董昀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存在疑问;在案证据之间存在较大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最高检在复查中明确指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确有错误,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听到这里,两人的眼泪“唰的一下就出来了”,几乎站不住。所有当事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都说:“没想到这么突然。”
该案经历三年侦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两次发回重审,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三次开庭,律师一直坚持做无罪辩护。李慧和李文浩因故意杀人罪先是双双被判死刑,后均被改判死缓。仅在一审阶段,本案就耗时八年。2014年,山西省高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李慧和李文浩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董昀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李翠仙犯妨碍作证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均表示不服,提出上诉。最高检下发复查通知时,案发已经过去了十四年零五个月。

李文浩。图/受访者提供
四个电话 2003年10月2日凌晨,翼城县的夜晚被四个电话打破了平静。
已经入睡的李翠仙突然接到了最小的妹妹李慧的电话。李慧着急地在电话里说:“大姐,我不知道狗狗是喝了酒了,还是咋了,你过来看一下!”
李慧口中的“狗狗”,指她的丈夫马朝晖,32岁,在翼城县计生局工作。马的母亲李毅是该县人大副主任,父亲马振海是县审计局副局长。李慧的父亲李纯泰,是北关村的党支部书记,在翼城县颇有名望。案发时,这对在本地被认为是“强强联合”的夫妻,却已经签好了离婚协议书,计划在当年10月8日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马朝晖的死亡,使这场婚变扑朔迷离起来。
据李慧自述,10月2日晚11点多,她从外面开车回到位于紫藤巷2号的家中,到大门口习惯性地按了两下喇叭,不见丈夫出来开门,于是自己拿钥匙打开了大门。门庭处有灯,在灯光下,李慧看到有一摊血迹,她吓得赶紧跑进屋里,发现卧室和洗漱间没有人。于是经过客厅,准备上楼。进到楼梯间,她无意间向右一看,发现马朝晖躺在楼梯下面通向卫生间的狭小过道里。由于光线暗,她也视力不好,李慧只看到他的脸上、身上有血。
李慧马上给大姐李翠仙打了当晚的第一个电话。 警方后来据此怀疑,作为妻子,看到丈夫不明生死地躺在地上,既不马上报警,也不及时送医,而是先用客厅的座机打电话,有些不合常理。
多年后,在一审法庭上,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陈剑对李慧提出了同样的质疑。李慧则辩称:“我们家有啥事,首先想着的就是给我大姐打电话。”
通知李翠仙后,李慧给婆婆家打出了第二个电话,接电话的是马朝晖的弟弟马朝新。她说:“你哥出事了,快来!”
李慧说,她想到婆婆和姐姐家离紫藤巷的距离都有十分钟的路程,不如再就近找个人来帮忙,于是想到了自己和马朝晖的共同好友董昀。董昀家只有三五分钟的路,而且他就在县公安局技术科工作,对处理这类事情有经验。
在接近23点50分的时候,李慧拨通了当晚的第三个电话。接到电话后,董昀迅速到达现场。
李慧说,在董昀到达前,她拨出了当晚的最后一个电话,打给情夫李文浩。
据李慧和李文浩供述,案发当晚,他们俩在李文浩大哥李文涛家中吃饭,10点半从家里离开后,两人开车在县城里兜风,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李文浩下车往家走,李慧则开车回家。
尸检报告显示,马朝晖身中49刀,尤其会阴部和阴囊处可见9处伤口,裆前部被血迹侵染。颈部约4/5离断,创缘整齐,可见反复切割痕迹。也就是说,死者的头部几乎与身体分离,和颈部之间的联结处几乎只剩一层薄薄的皮。警方后来据此判断,凶手手段极端残忍,不是情杀就是仇杀。
董昀到达现场后拨打了110报警,时间是23点59分。翼城县公安局和临汾市公安局连夜侦查现场,并迅速成立专案组。第二天,所有在现场出现过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均被传唤,并在第一时间录了口供。然而第二天下午,李文涛(李慧情夫李文浩的哥哥)的妻子张永红作伪证被发现。张永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案发后,李慧给她打电话,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当晚她和李文浩是11点20从其家里离开,而不是10点半。
张永红当时认为,李慧不想提及自己和李文浩在10点半之后漫无目的兜风一事,毕竟当时李、马二人还没有正式离婚,被别人知道了“很难看”。
张永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当时她还不知道马朝晖被害一事,如果知道是杀人案的话,“肯定就不敢了”。
2003年10月4日,李慧因涉嫌伪证罪、妨碍作证罪被监视居住。2004年4月4日,监视居住得以解除。2004年9月,李慧再次因涉伪证罪被监视居住,10月11日被刑事拘留,随后被批准逮捕。2005年3月,临汾市检察院两次将李慧案退回翼城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当年9月7日,临汾市检以李慧故意做虚假证词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做出不起诉决定。
李文浩也在案发后先后两次被调查,并因故意杀人罪被批捕。但2005年9月7日,临汾市检以李文浩一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其同样做出不起诉决定。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称,警方根据死者胃内食物的消化情况以及走访周围邻居综合分析认为,马朝晖的死亡时间大约在10月2日晚上9点半。李慧和李文浩的家人推测,公安机关在核实过李文涛和张永红等人的证言后,了解到李慧和李文浩当晚10点半才从李文涛家离去,没有作案时间,基本可以排除嫌疑。
据李文浩辩护律师胡晓勇透露,案发最初警方就查明,李文浩从案发前到案发后一直没有换过衣服,且身上毫无血迹,因此很快排除了李文浩的杀人嫌疑。种种证据似乎都表明李慧和李文浩没有作案嫌疑。然而,在死者马朝晖的母亲李毅看来,众多疑点都指向了自己的儿媳李慧。
据事发当天在现场查验的县公安局法医吕龙描述,尸检当天,在马朝晖胸前和手上一共提取了七八根毛发。死者手上的伤口处有三四根10厘米左右长的头发,延伸至指缝间,颜色有点发黄。
当时推测,这几根毛发很可能是马朝晖和凶手搏斗时所留,验证其DNA将是破案的关键。然而,2004年4月,死者母亲李毅从县公安局技术科了解到,毛发丢失了。她非常愤怒,猜测是李翠仙在其中运作,毁灭指认李慧是凶手的核心证据。李毅指称,直接接触现场证物的县公安局技术科科长常小林,是李翠仙的初中同学兼好友。
董昀、 李文浩的母 亲。图/ 视觉中国
招供和翻供
2006年2月8日,临汾市公安局主持成立了由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参加的专案组,对马朝晖被杀案重新立案侦查。这一次,李慧和李文浩很快供述出了自己的杀人经过。临汾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称,由于李文浩与李慧有不正当关系,引发了李慧与丈夫马朝晖的感情冲突。2003年10月2日晚约9点30分,李文浩、李慧在张永红家吃饭后,驾车准备回北关宾馆,途中李文浩陪同李慧回家拿衣服,在大门门庭内与马朝晖相遇,双方发生争执,继而厮打。李慧从厨房拿了一把尖头菜刀,李文浩拿过菜刀,朝马朝晖的胸部和腹部连捅数刀,致马朝晖倒地昏迷。后两人将马朝晖往屋内转移,抬到院中间时,马朝晖清醒后反抗。李文浩按住马朝晖,用手捂住其嘴,李慧拿起刀朝马朝晖的会阴部连捅数刀,并对马朝晖脖颈进行砍切。
随后,李慧用电话把董昀叫到家里,让他想办法处理现场。董昀提出将现场伪造成抢劫杀人,指使李慧和李文浩将马朝晖的尸体转移到室内楼梯下的过道中,并安排李文浩、李慧将贵重物品全部拿走,统一没有作案时间的口径,处理现场的凶器和血衣等物品。
当晚12点左右,李慧按董昀的安排,给李翠仙、马朝新、董昀打电话说马朝晖出事了。董昀第一个来到现场并报案。李翠仙则故意指使张永红作伪证,以证明案发当晚李慧、李文浩不在一起,二人没有作案时间。
临汾市检察院由此指控被告人李文浩、李慧犯故意杀人罪;董昀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李翠仙犯妨碍作证罪。
2006年12月25日,马朝晖案在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不公开审理。李慧、李文浩和董昀均当庭翻供,称自己遭受刑讯逼供。李文浩说,从2006年2月14日被刑拘后,他一直被锁在绿苑度假村某房间内的一张铁椅子上,47天不被允许睡觉,并体验了
“敲肉浸骨”和“二郎担山” 两种刑罚。
李文浩被抓后,他的大哥李文涛几乎每天都会被传唤。“翼城金都宾馆的205、211、207、213,几个房间我都待过,挨打。”李文涛说,办案人员反复问同一个问题:“10月2日当晚,李文浩和李慧究竟是几点离开你家的?”
李文涛说,“就是10点半。”
对于10点半的说法是否可信,李文浩的律师胡晓勇曾有过考证。李文涛第一次来找他,就向他反复说明了公安逼迫其改口供的情形。但胡晓勇对此抱谨慎态度,让李文涛回忆案发当天都做了什么事。李文涛答称:“当天看的是一部驻港部队的电视剧,看完电视以后我才催李慧他们走的,他们后来还坐了好一阵子才走。”胡晓勇后来查阅2003年10月2日的《中国电视报》发现,当晚播出的是有关驻港部队的连续剧《归途如虹》,播完的时间大约是21点40分。
李文涛指称,派出所民警去调取他儿子李哲的户籍资料,吓唬他说要拘捕正在准备高考的李哲。“吓得我腿都走不成了!”后来,专案组突然传唤李哲。此后没几天,李文涛改口供,将时间从10点半改到9点半。
董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录口供之前,专案组给了他五道填空题:接到谁的电话?去了谁家?见到了谁和谁?做了什么?怎么离开的?董昀后来按手印签字时留了个心眼,把自己的名字“昀”写成了“盷”,“日”变成了“目”,以示冤屈。
“凡是带有目字边盷字的有罪证供,全是刑讯逼供得来的。”
公安出身的他,还凭着自己强悍的记忆力,通过与办案人员之间的对话,详细地记住了每个对其刑讯逼供的人。法庭上,他当庭指认了这些人的姓名、籍贯,甚至部分人的警号,让法官很吃惊。
但一审判决书对于李文浩等三人关于刑讯逼供的陈述,没有采信。
鉴定谜团
一审判决书下来之前,李文浩的辩护律师胡晓勇很自信。他认为,自己当庭提供的证据足够充分,基本可以排除李慧、李文浩的杀人嫌疑。首先,除了两人的口供以外,没有任何物证可以证明案发时李慧和李文浩在现场。
现场勘验时,从客厅至楼梯口的血拖擦痕中,提取出三种足迹。经鉴定,现场没有李慧足迹。临汾市公安局2004年的鉴定认为,其中的1号脚印系李文浩所留。李文浩不服,申请重新鉴定。据2005年公安部的鉴定意见书,不能确定脚印是否为李文浩所留。
但是,一审判决书并没有采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公安部鉴定意见,而是采纳了临汾市的鉴定意见。给出的理由是:公安部的鉴定虽然不能确定现场鞋印系李文浩所留,但也未予排除,法庭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决定采纳临汾鉴定。
李文浩的辩护人蔺文财认为,这个理由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违反法律规定。
首先,就法律效力而言,重新申请后的鉴定意见,应该高于侦查机关依职权做出的初级鉴定,因为重新鉴定是当事人在对第一个鉴定不满的情况下,履行刑诉法赋予的重新鉴定权,进行重新鉴定的机构也是在初级鉴定报告的基础上,得出第二份意见。一旦提出相反或不同的意见,法院应予以采纳,否则重新鉴定就失去了意义。在现场,还发现有一只沾有马朝晖血迹的苹果牌女式左脚旅游拖鞋,一件咖啡色女式上衣,左衣袖、左前襟、右前襟、右上衣口袋上有血迹。经山西省公安厅鉴定认为,该拖鞋和上衣的血迹均符合穿着状态下形成。然而,除了沾有血迹的这只白色女鞋,另一只却干干净净地被摆在冰箱旁,没有任何血迹。被告方提出疑问称,一只鞋有血,一只鞋没有,李慧如果穿着这双鞋杀人,她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拄着拐杖吗?!
关于女式上衣,公安部也出具了另一种鉴定结果。外套上的血迹为擦拭所形成,因此上衣后背处的内衬中间也有大片血迹。律师推测,凶手是将衣物折叠后,将内衬朝外,直接擦拭地面上的血迹。李慧和李文浩的口供关于用拖布擦拭血迹的情节,互相矛盾。
李文浩自述说:“李慧拿了拖布交给董昀擦。董昀让从里向外擦,人倒着走,不要留下新的脚印。”李慧的版本则是:“我从院子铁丝上把拖布和卫生纸将地面擦了擦。”董昀的自述则是,他到了案发现场以后,李文浩在客厅,他安排李慧、李文浩把尸体抬到客厅后面的楼梯下后,他们三人擦了地上的血。一审中,董昀被控告伪造现场的犯罪行为,主要是处理现场的痕迹、凶器和血衣等,并用拖布擦拭了地上的血迹和脚印。但山西省公安厅的鉴定报告显示,拖布上未检测到人类基因。也就是说,拖布上并没有血迹。
起诉书中指控,董昀当晚在21点和23点先后接过李慧的两个电话。董昀坚称,案发当晚,他只在接近凌晨时接到过一通李慧的求助电话。后来县公安局的李德宝局长和刑警一队中队长徐运生当面查他的通话记录,当时就排除了董昀的嫌疑。2006年起诉后,翼城县公安局却没有提供这份通话记录,理由是
“我局当时并未将其列为嫌疑人,所以没有调取过通话记录”。
一审第一次开庭半年后,2007年6月7日,临汾市中院对马朝晖案做出判决:被告人李文浩、李慧因犯故意杀人案被判处死刑。董昀犯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李翠仙因妨碍作证罪,免予刑事处罚。
之后,山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2010年6月,临汾市中院第二次开庭。2010年10月,第二次一审判决结果公布,李慧被改判死缓,其他维持原判。山西高院再次发回重审。
直到2013年11月第三次开庭,法院在听取了李文浩辩护人蔺文财的意见后认为,有关现场鞋印是否为李文浩所留的两份鉴定意见“矛盾,且彼此排斥,故均不予采纳”。然而,否定了可以证明李文浩故意杀人的唯一物证后,临汾中院凭李文浩的口供,对他做出了死缓判决。三名被告不服,继续上诉。
2014年的整个春节,李文浩、李慧、董昀三家人都在忙着写上诉书,赶在15天上诉期内提交。
2014年9月11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二审开庭。庭审最后,法官对此前侦查中排除周某某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谁是周某某?
在前两次庭审中,律师们从未在公安侦查卷里见到有关周某某的供述。律师们第一次了解到周某某和马某某涉案,还是通过《知音》杂志和《山西晚报》的报道。报道称,警方在2003年案发后不久的排查中,拘留了周某某。周某某供述了自己伙同马某某杀害马朝晖的过程。
直到第三次一审开庭,律师才见到周某某的有关案卷。这不仅包括口供,还有周某某于2004年3月凭记忆画出的凶案现场平面图。
通过和警方绘制的现场平面图对比,可以看出,周某某手绘的沙发、茶几、电视机、电脑和空调的摆放位置,均与案发现场情况高度吻合。
此前在2009年和2010年,翼城县公安局先后两次向翼城县人民检察院解释,为何在马朝晖案中,排除了周某某和马某某的嫌疑:一是案发当天,马某某与家人在家,一直没有出去过,没有作案时间;二是据内蒙古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现场的1号足迹与周某某有相似之处,但无法确定为周的足迹。而在二审快结束时,齐向荣法官却解释道,内蒙古鉴定中心证明,现场提取的足迹是马某某,而不是周某某,因此,周被排除了嫌疑。
庭下,胡晓勇终于看到了这份一直无法得见的内蒙古鉴定报告,检验结论是:现场1号足迹与马某某的足迹相似,2号足迹与周某某的足迹不同。2014年9月28日,二审下达裁定书,维持一审原判。
在律师看来,李慧和李文浩双双由死刑改判死缓,是“留有余地”的判决。
2014年7月,《真凶并未走远——山西翼城“10.2”紫藤巷凶案调查》一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在司法领域深耕多年的央视记者万茵通过详细调查,指出了李慧、李文浩故意杀人案的种种疑点。
2015年,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万茵见到了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厅长的袁其国,并将《真凶》一书送他。袁所在的部门在推动纠正浙江张氏叔侄奸杀案等冤假错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很快,万茵接到了袁其国的电话。袁说:“案件看来是有问题。看了你的书,我愿意和你一道,为弄清这个案子的真相做点事情。”
2015年,李慧和李文浩的家人向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邮寄了申诉书。
2016年12月3日,最高检检察官杜亚起从北京直飞太原。前一天,他刚从沈阳聂树斌被宣判无罪的庭审现场回来。作为负责聂树斌、陈满和于英生案的核心检察官,杜亚起亲赴山西,让李慧、李文浩的家人“看到了希望”。
和杜亚起同行的,还有最高检检察官韩大淑,韩曾是长春孙氏三兄弟黑社会冤案的再审公诉人。
在山西,他们提审了李慧和李文浩,并会见了两人的家人和相关证人。此后一年多,该案的复查工作一直在最高检进行,直到今年3月正式下达复查通知。
值班编辑: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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